武汉黑社会

2018年冬天，武汉我在汉口火车站附近一家小旅馆住过一晚。黑社前台是武汉个五十多岁的阿姨，登记身份证时她瞥了我一眼，黑社压低声音说：“晚上别往北边巷子里走，武汉那边‘班子’的黑社人多。”她没展开说“班子”是武汉什么，我也没追问。黑社在武汉待久了的武汉人都懂，这个词有时候指施工队，黑社有时候指另一类人。武汉

武汉的黑社黑恶势力有自己的土壤。九省通衢的武汉位置给了这座城市码头文化的底子，码头文化讲究“讲胃口”“够意思”，黑社但另一面就是武汉拉帮结派、拳头说话。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汉正街的扁担、武昌火车站的票贩子、青山区的砂石生意，每个地盘都长出了各自的“话事人”。这些人不是电影里那种满脸横肉的形象，很多就是街坊邻里眼里“混得开”的某哥某姐。

我认识一个在杨汊湖做了十几年餐饮的老板。他说2005年前后，店里每个月要交两千块“卫生费”，来收钱的人穿着物业制服，态度客气，但你知道不交的后果。有次隔壁烧烤店老板硬扛了三个月，某天凌晨两点，店门口被人泼了泔水，玻璃上贴了张纸条：“明天还来。”报警没用，监控“刚好”坏了。这种案子当年在武汉各区法院的卷宗里一抓一大把，罪名往往落不到“黑社会”上，最后按寻衅滋事或者故意毁坏财物处理，判得轻，出来接着干。

真正让武汉黑恶势力进入公众视野的，是2018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始后公布的一批案件。武昌区有个以“某军”为首的团伙，控制着余家头一带的建材运输，沙石水泥必须用他们的车，运费比市场价高四成。有个开发商不信邪，自己找了车队，结果工地大门被三辆渣土车堵了七天。这个案子后来定了组织、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罪，主犯判了二十年。判决书里有个细节我印象很深：团伙内部有“绩效考核”，成员每月要交“份子钱”，完不成“任务”的会被罚站、挨打。黑社会搞KPI，听起来荒诞，但这就是真实发生的。

武汉的黑恶势力有个特点：跟基层治理的缝隙咬得很紧。城中村改造、拆迁、砂石、物流、娱乐场所，这些领域权力真空大、利益密集，最容易滋生。洪山区某个村，村支书自己就是黑社会头目，把持基层政权十几年，村民举报信写了上百封，最后是中央督导组进驻才撬动的。这种事不是武汉独有，但武汉的江湖气让它在某些时候显得更“讲规矩”——比如谈判时先摆茶，谈不拢再动手，动手前还会说一句“莫怪兄弟不客气”。

现在情况变了。我去年再去杨汊湖，那个餐饮老板说“卫生费”早没了，街上装了新的监控探头，社区民警建了商户群，有事群里喊一声。他笑了笑：“现在做生意踏实多了。”这话听着普通，但对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来说，踏实两个字值千金。武汉的夜晚依然热闹，吉庆街的宵夜摊凌晨两点还冒着热气，万松园的烧烤烟雾缭绕，只是那些曾经在暗处收钱的手，被斩断了。

当然，黑社会不会彻底消失，它只是换形式。现在的套路贷、网络软暴力、非法催收，比当年收“卫生费”隐蔽得多。武汉打掉的一个“套路贷”团伙，用APP放贷，年化利率超过1500%，催收用“呼死你”软件，受害人手机一天响几千次。这种黑，不穿黑衣不纹身，坐在写字楼里敲键盘，但害人一点不少。

写这些不是要翻旧账。武汉这座城市有它的江湖底色，码头文化留下的不只是热干面和“不服周”的脾气，也有过一段野蛮生长的暗面。好在那些在巷子里收“卫生费”的人，那些堵工地大门的人，那些把持村委会的人，正在一个一个被清出去。这个过程不快，但方向是明确的。那个小旅馆阿姨如果还在，她可能不会再提醒客人“别往北边走”了——至少我希望如此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