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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例

一个14岁的初中生，用母亲的年人手机号注册了七个QQ小号，在群里假扮“公检法人员”，犯罪骗走三名同龄人共计一万两千元。案例钱到账后，未成网络他给游戏账号买了三套限定皮肤。年人案发时，犯罪他母亲还以为是案例孩子拿手机查作业。这不是未成网络什么特例——去年某地法院通报的未成年人网络犯罪案件中，“冒充身份”类诈骗占了将近四成，年人而作案工具几乎全是犯罪家里闲置的旧手机或家长的副卡。

我翻过几十份这类判决书，案例发现一个扎心的未成网络规律：孩子干这些事，往往不需要多高的年人技术。有个13岁的犯罪男孩，在短视频平台刷到“解除防沉迷”的广告，加了对方好友，一步步按指示操作，结果被骗走爷爷的银行卡余额。但过了两个月，他自己学会了这套话术，转头去骗别的孩子。从受害者到加害者，中间只隔了一个“觉得来钱快”的念头。

去年冬天，南方某县法院审理了一个案子。16岁的小陈，辍学后跟着“大哥”混。大哥教他在网上买“料”（公民个人信息），然后群发“ETC失效”的钓鱼链接。小陈负责租服务器、收快递——快递里是伪造的某银行工作证。他落网时，手机里还存着三十多个未成年的“下线”，最小的才11岁，专门负责在游戏里加好友、发链接。庭审时小陈说了一句话：“我以为在网上骗人，不算偷。”这种认知错位，比犯罪本身更让人后背发凉。

另一个案例里，15岁的女生小雨，被同学拉进一个“兼职群”。群主让她用自己实名认证的微信号帮忙“走账”，每转一万元给八十块提成。她转了十七万，直到警察找上门。她妈妈哭着说：“孩子就是帮人转个钱，怎么就成了洗钱？”可法律不看动机，看行为。小雨的微信实名认证，成了诈骗团伙最干净的“通道”。2023年某省检察机关的数据显示，未成年人参与“两卡”（电话卡、银行卡）犯罪的人数，比三年前涨了六倍多。

我观察到一个细节：这些案子的判决书里，反复出现“家长称不知情”“手机是给孩子上网课用的”。有个父亲在法庭上一直念叨：“他平时挺乖的，就是爱打游戏。”可警方调取的聊天记录里，孩子跟同伙讨论分赃、研究反侦察话术，用词老练得不像初中生。网络给了他们一种“虚拟身份”的错觉，好像换个头像、改个昵称，做的事就跟自己无关了。

还有个案子让我印象很深。一个17岁的高三学生，成绩不错，靠写代码给境外赌博网站做维护，月入三万。他拿这钱给班里同学买奶茶、充饭卡，大家都觉得他“仗义”。直到警察冲进教室带走他，同学还以为是搞错了。他后来交代，第一次接活时犹豫过，但对方说“你只是修bug，又不直接骗人”。这种“技术中立”的自我安慰，在未成年人网络犯罪里特别常见。

说这些不是要吓唬谁。只是觉得，当孩子们拿着手机刷短视频、打游戏、加各种群的时候，他们离这些案子可能就隔着一个“好奇”或者“缺钱”的距离。法律不会因为“不懂”就网开一面，而那些被诈骗的同龄人，可能攒了很久的压岁钱，或者家长一个月的工资。写这些案例，是想让更多人看见：屏幕后面那些“小号”，背后可能就是个穿着校服的孩子。他们需要的不只是断网、没收手机，而是有人早点告诉他们——网上那些“来钱快”的路，尽头是手铐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