抗疫日记核酸检测人员

凌晨四点二十，闹钟没响我就醒了。日记人窗外还是核酸浓稠的夜色，小区里只有路灯把梧桐叶的检测影子投在水泥地上，风一吹，抗疫碎成一片片。日记人手已经先于意识去摸床头柜上的核酸手机——群消息里，领队发了新通知：今天点位增加到七个，检测采样管比昨天多备三百支。抗疫

我是日记人区疾控中心的一名核酸检测人员。从三月初开始，核酸这种凌晨醒来的检测日子已经过了四十多天。说实话，抗疫身体早就记住了这套流程。日记人穿防护服的核酸时候，我习惯先把帽子压住碎发，再拉上拉链，最后用胶带把袖口和手套连接处缠两圈。旁边的小陈总笑我“包得像粽子”，可上个月在封控区连续采样六小时，就是这多缠的两圈胶带，没让手套滑下来一毫米。

五点半到岗，社区门口已经排了二十来个人。队伍很安静，没人说话，只有脚踩在落叶上的沙沙声。一个穿校服的小姑娘站在最前面，手里攥着身份证，眼睛红红的。我撕开采样拭子包装，轻声说：“头稍微仰一点，啊——”她张嘴，棉签伸进去，在两侧扁桃体来回刮了三次，再蹭一下咽后壁。她干呕了一下，眼泪直接掉下来。“没事没事，好了好了。”我赶紧把拭子头折断进采样管，拧紧盖子。小姑娘吸了吸鼻子，小声说了句“谢谢阿姨”。我愣了一下——护目镜里全是雾气，她大概看不清我的脸，但这一声“阿姨”，让我想起自己女儿今年也上初一了。

那位大爷大概七十多岁，坐在轮椅上，老伴推着。轮到他的时候，他死死按住鼻夹，嘴里嘟囔：“我不做，你们那个棉签上有药，做了嗓子疼好几天。”后面排队的人开始往前探身子。我蹲下来，和他平视，把还没拆封的采样管举到他眼前：“大爷您看，新的，密封的，里面什么都没有。棉签也是干的，您闻闻。”他半信半疑地松了手。采样完，他老伴推着他走，回头冲我点了点头。我没来得及回应，下一个已经坐在了凳子上。

中午轮休半小时，脱防护服是最累的。每脱一层，都要用手消液搓一遍手，N95勒得耳朵像被刀片割过。我坐在物资箱上吃盒饭，土豆丝和鸡腿，米饭有点硬。旁边同事在打电话，声音压得很低：“妈，今天可能又回不去，你帮我把药分好……对，白色那颗晚上吃。”挂了电话，她扒了两口饭，突然说：“昨天我儿子给我画了张画，上面写着‘妈妈是捅嗓子眼的大白’。”我们都笑了，笑得有点苦。

下午转场到建筑工地。工人们刚下工，身上全是灰，安全帽也没摘就排上了。一个年轻小伙子的口罩黑得看不出原色，我递给他一个新口罩：“换一个吧，您这个太脏了。”他不好意思地接过去，换完把旧口罩对折塞进裤兜。采样的时候，他嗓门很大：“轻点轻点，我昨天刚吃了火锅！”我手一抖，差点戳深了。他咳了两下，冲我竖了个大拇指：“技术不错，比昨天那个医生强。”我哭笑不得——昨天也是我。

晚上八点，最后一批样本送进实验室。我坐在回单位的车上，翻看手机里的照片。有一张是中午拍的：采样点的蓝色帐篷下，三个“大白”靠在一起打盹，阳光从侧面照过来，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。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。没有人天生是英雄，只是有人需要，我们就站出来了。明天还是四点二十的闹钟，还是那套穿脱流程，还是“啊——好了”。但今天那个小姑娘的“谢谢阿姨”，大爷老伴的点头，工地小伙的大拇指，都像采样管里的样本一样，被稳稳地保存进了记忆的冷链里。

车窗外，路灯一盏一盏往后退。我摸了一下脸上口罩的勒痕，有点疼。明天，还得继续捅嗓子眼。不过没关系，捅着捅着，春天就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