内容摘要：1929年，上海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橱窗里摆出一件改良旗袍，收腰、短袖、下摆提到膝盖下方三寸。当天下午，这件衣服就被一位姓周的银行家太太买走。她穿着它去永安公司喝咖啡，邻桌两个女学生盯着看了足足五分钟。这

1929年，民国上海南京路上先施公司橱窗里摆出一件改良旗袍，服装收腰、民国短袖、服装下摆提到膝盖下方三寸。民国当天下午，服装这件衣服就被一位姓周的民国银行家太太买走。她穿着它去永安公司喝咖啡，服装邻桌两个女学生盯着看了足足五分钟。民国这不是服装什么时装秀，就是民国日常街头发生的事。

民国女装的服装变化，说到底跟女人开始走出家门有直接关系。民国1912年的服装时候，城里女性还穿着元宝领、民国大袖口的袄裙，领子高到抵住下巴，袖口宽得能藏一只猫。这种衣服好看是好看，但迈不开腿、抬不起胳膊。女学生要上体育课，女工要在纱厂里来回走动，护士得弯腰给病人换药——这些事穿着老式袄裙根本干不了。

最先改的是袖子。1915年前后，教会女校的校服把袖口收窄到七寸，领子也降下来一截。这个改动在报纸上还引起过争论，有人说“有伤风化”，有人说“便于操作”。吵归吵，改还是改了。到了1920年，上海街头已经能看到穿短袖旗袍的女性，露出手腕和小臂。搁十年前，这是不可想象的。

旗袍本身也在变。最早的旗袍是满族旗人妇女的长袍，宽大平直，没什么曲线可言。1920年代中期，上海裁缝开始给它加省道、收腰身。1926年，一个叫张幼仪的女士在静安寺路一家裁缝铺做了件收腰旗袍，腰围比胸围小了四寸。裁缝起初不肯做，说“太紧了，不像话”。张幼仪坚持，做出来穿上街，第二天就有三个太太来问是哪家做的。

面料也跟着换。传统用绸缎、织锦，厚重，洗一次就变形。1920年代末，进口的棉布、人造丝进来了，轻、便宜、好打理。普通女工也买得起。我翻过1930年上海一家纺织厂的工资单，女工月薪大约15到20块大洋，一件棉布旗袍连工带料差不多3到4块。攒一个月能买一件，不算奢侈。

女明星和女学生是两股推力。电影演员在银幕上穿什么，第二天就有人模仿。胡蝶1931年演《歌女红牡丹》，里面穿了一件高领短袖旗袍，领口绣了一朵梅花。电影上映后，南京路上一周内卖出几百件“胡蝶同款”。女学生那边更实际——校服统一做成旗袍样式，蓝布、黑布，不绣花，便宜耐穿。1934年，北平女一中全校学生穿统一旗袍参加运动会，照片登在《良友》画报上，底下配文就两个字：“精神”。

但也不是所有人都接受。1935年，广州一位姓陈的中学女教师穿短袖旗袍上课，被校长叫去谈话，说“有失师道尊严”。陈老师没换，第二天照穿。校长也没辙，因为校规里确实没写旗袍袖子该多长。这种事在当年不少见，新旧观念就这么一寸一寸地磨。

到1930年代末，旗袍已经成了城市女性的日常服装。工厂女工穿粗布的，太太小姐穿丝绸的，女学生穿阴丹士林蓝的。样式大同小异，差别在料子和做工。一件衣服能同时出现在车间、教室、舞厅和菜市场，这在民国之前没有过。

说到底，民国服装女的形象不是设计出来的，是穿出来的。女人要做事、要出门、要挤电车、要骑自行车，衣服就得跟着改。裁缝铺里的剪刀和尺子，比任何理论都管用。